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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至1946年，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，讀過四個系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、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。

本書作者何兆武先生為清華大學教授，曾譯有盧梭、羅素及康德等人的重要西方歷史與思想著作，他在本書娓娓道來自己年輕時的求學生活，解釋了在那個物質匱乏、生活艱苦的環境，尤其是在西南聯大唸書的那段日子，為什麼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，以及為什麼在那短短幾年中，中國得以培養出聞名世界的學者、諾貝爾獎得主、思想家等等，如楊振寧、鄧稼先、張守廉、王浩等。

他認為主要歸結為兩個字，自由。那種學習的自由，學術的自由，思想的自由等等，無不成讓西南聯大眾多學子發揮自己特長，學到真正的知識，而最關鍵的是，養成他們獨立的思想人格。

作者同時也為我們描述出許多那一代文人及學者的故事點滴，如王浩、殷海光、聞一多、馮友蘭，為我們重建了那一代的學術、歷史和文化環境，讓讀者認識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中，教養出他們那一代的知識份子。

本書特色

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：一是個人前途的光明、美好，可是這又非常模糊，非常朦朧，並不一定是個明確的目標。另一方面，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，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，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。

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。當時正值戰爭年代，但正因為打仗，所以好像是直覺地、模糊地、又非常肯定地認為，戰爭一定會勝利，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。

作者簡介

何兆武（口述）

1921年生，原籍湖南岳陽，1939考入西南聯大，先後就讀土木、歷史、哲學、外文系。1956至1986年，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、研究員，1986年後，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。譯有盧梭《社會契約論》、《帕斯卡爾思想錄》、《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》、《羅素西方哲學史》等，著有《歷史理性批判散論》、《歷史與歷史學》等。

文靖（撰寫）

1975年生，原名文靜，畢業於清華大學自動化系、哲學系，現為生活．讀書．新知三聯書店編輯。

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——不過都沒念好，高中統考填志願的時候我問一個同學：「你考什麼專業？」他說：「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讀文科，像你們念得好的都應該讀理工科。」因為那時候都覺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，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，所以我一年級念的是工科，入土木系。說來也挺有意思，中學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麼專業，只是看了豐子愷的《西洋建築講話》，從希臘羅馬的神殿，一直講到中世紀的教堂建築，我覺著挺有意思，於是就想學建築。大學工學院一年級不分專業，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共同必修課，比如初等微積分、普通物理，這兩門是最重要的，還有投影幾何、製圖課。第一學期我還認真地學，可是到了第二學期，興趣全然不在這些，於是決定改行，開始有意識地補充了一些文科知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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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時候轉系很方便，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，學分不夠也可以補，至多是多讀一年。我想讀文科，但不知為什麼就選擇了歷史系，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了。也許有兩個潛在的原因吧。第一我小時候在北京，看了好些個皇宮、園囿，按照中國的傳統，一個新朝代建立就一把火把過去舊的皇城燒了，然後大興土木蓋新首都，只有清朝入關的時候，北京作為一座完整的都城被保留下來了，像中南海、北海，這都是明代的皇家園林，包括紫禁城、皇城——不過解放後有些給拆了，沒有保留一個完整的格局。過去的內城牆有九個門，明朝中葉嘉靖時又建了一個外城，這些到了清朝入關都基本沒動。清初的「康乾盛世」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這一百多年大興土木，就在西郊建了許多皇家園林，最大的是圓明園，包括後來的頤和園、靜明園、靜宜園，從香山一直到北大、清華這一帶，都是皇家園林，這就容易使人「發思古之幽情」，讓我覺得歷史挺好玩的。第二，那時候正值國難，小學是「九．一八」，中學是中日戰爭，剛一入大學就是二戰，對人類命運也很關心，以為學歷史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。

不過我對繁瑣的歷史考據一直沒有多大興趣。有些實踐的歷史學家或專業的歷史學家，往往從一個小的地方入手考證一個小的東西，比如紅學家考證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，把所有可能的資料都找出來，真是費盡移山心力，到現在還沒有個結論。不過我覺得，即使有一天費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證了出來，也並不等於理解了歷史。當時馮文潛先生教西方哲學史，他給了我很大的啟發，讓我感覺到，真正理解歷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，不然只知道姓名、知道年代，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識，但不一定就意味著你理解了歷史。我想任何學問都是這樣，最後總得有人做出理論的總結，否則只能停留在純技術性的層面上。當然純技術性的工作也有價值，不過那不是我所希望的，我所希望的是通過學習歷史得出一個全面的、高度的認識。項羽說：「書，足以記名姓而已。」戰爭時候我們關心的是人類的命運，我以為可以從歷史裡找出答案，比如歷史上有些國家本來很強盛，可是後來突然衰落了，像羅馬帝國、中國的秦漢、隋唐，我希望探索歷史深處的幽微，所以就念了歷史系。

有些事情說起來很有意思。解放以後院系調整，馮友蘭一直在北大待了幾十年，從組織關係上說，他是北大的人，死後應該把書捐給北大，可是他卻捐給了清華。劉崇鋐先生在臺灣去世，他的書也是捐給大陸清華的，而沒有捐給臺灣的大學，這也似乎不合常規。我猜想，大概他們覺得自己一生最美好、最滿意的那一段時光，還是在清華，所以願意把書捐給清華。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，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，還是聯大那七年，四年本科、三年研究生。當然，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，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，尤其不等於錢多，那美好又在哪裡呢？

我想，幸福的條件有兩個，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、美好的，可是這又非常模糊、非常朦朧，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。另一方面，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，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，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。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，當時正是戰爭年代，但正因為打仗，所以好像直覺地、模糊地，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，戰爭一定會勝利，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。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，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。我想文革的時候，有些激進的紅衛兵大概也確實有過這種感覺，以為今天革命，明天就會「赤遍環球是我家」，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，都是無產階級的天下了。人總是靠著希望生活的，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，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困苦，可是又總覺得幸福並不遙遠，是可望而又可及的。